上世纪末，对于新诗合法性的问题、新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问题，最积极的回应者之一应是郑敏先生（1920~2022）。郑敏一般用“汉诗”、“汉语诗”、“新诗”来指称百年现代汉诗。我们不妨称她对中国诗歌的言述为“汉语诗学”。她的“汉语诗学”立足于“汉语”，首先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出发，提醒我们，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中，语言不是仅仅被使用的“工具”，“语言”大于“人”；她还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话：“是语言‘说’人，不是人‘说’语言”，强调语言的非工具性和语言在文化中的无意识积淀。由此，她激烈批判“五四”一代人尤其是胡适、陈独秀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割裂态度。

郑敏的“汉语诗学”，从语言的“结构”特性出发，强调诗歌与民族传统的内在关系；从汉语的特性出发，强调汉语（汉字）与诗之间的天然关系。“汉语诗学”体现了她对现代汉语诗歌独特的本体性的反思。郑敏先生这种对中华古典文明、汉语传统的认知与态度，值得关注。

二

郑敏的“汉语诗学”首先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入手。按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理论，“时间在保证语言的延续性的同时又对其施以另一种全然相反的影响，即语言符号的或多或少的变迁……在变中旧的本质不变是主要的，对过去的否定只是相对的。”索绪尔将语言的演变归结为社会力量在时间中的发展，而不是人的愿望所能要求，在语言、使用者和时间的三者关系中，应该是语言在使用者之上，它对使用者有决定权；时间独立于二者之外，但作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郑敏看来，胡适、陈独秀们在白话文运动中恰恰颠倒了语言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人为地使语言在变革中失去了大部分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精华，使以现代白话文为工具的现代诗歌在意蕴上缺乏母语的无尽韵味。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胡适、陈独秀们只重视“言语”（Parole）而忽视“语言”（Language），只注意到语言的共时性而忽视历时性，片面追求语言的口语化、句法简单、通俗易懂，将语言的交流活动简化为简单的概念传达，而忽视语言对话中丰富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从本文的内涵和历史性来说，本文间存在复杂的“互涉”的现象，即“互文性”（或“本文间性”），“新诗”一味求“新”，割断与旧诗的关系，但是，旧诗中的语言不可能被剔除得一干二净。词语之间同样存在这种“本文间性”，能指和所指在意指过程当中经常不断变换。“杨柳”、“梅花”、“雪”这些词语，即使作为能指出现在“新诗”中，但其在古诗词中的所指之义，仍然在发挥着对本文的影响作用。

由此，郑敏认为胡适、陈独秀的诗歌改革，“这种从零度开始用汉字白话文写诗的论调，为白话文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使它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在文化上却因拒绝古典文学传统，使白话与古典文学相对抗而自我饥饿、自我贫乏。”

三

郑敏先生对新诗的批判态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与美国语言学家范尼洛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有关。范尼洛萨在去世前（1908年）所写《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一文，专门对汉语和拼音文字作了比较，极为赞赏汉语作为诗歌媒体的优点。此文比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文字学”更为“充沛、热情”地赞颂了汉语的直接的诗意，为郑敏提倡“新诗”要向传统的汉语诗歌学习的理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说明。

Fenollosa认为：1、和西方拼音文字符号的约定俗成相比，汉字的形成很特殊，“……汉字的表记却远非任意的符号。它的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中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2、汉语的语法无比灵活，是英文语法、句式所不能企及的，“中文动词之美是：它们可任意是及物或不及物的，没有自然而然不及物的动词。”“中文本无语法”。3、汉字的隐喻性。就像“明”字的意义与“日”和“月”相关一样，“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是这样一个包容性的字……甚至代词也泄漏出动词比喻的奇妙秘密”。郑敏先生也根据此文总结道：“汉字充满动感，不像西方文字被语法、词类规则框死”、“汉字的结构保持与生活真实间的暗喻关系”、“汉字排除拼音文字的枯燥的无生命的逻辑性，而是充满感性的信息，接近生活，接近自然”。

由此，Fenollosa认为，“中文以其特殊的材料，从可见的进入不可见，其方式与其他古代民族所用的完全一样。这种过程就是隐喻，用物质的形象暗示非物质的关系。”——中文能从“图画式的书写中建起伟大的智力构造”。立足于“现代语言的贫血症”，面对汉语的形象性和丰富的隐喻功能，Fenollosa激情洋溢地批判西语而赞美中文：“我们的先祖将比喻累积成语言结构和思维体系。今日的语言稀薄而且冰凉，因为我们越来越少把思想往里面放。为了求快求准，我们被迫把每个词的意义锉到最狭小的边缘。大自然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天堂，而是越来越像一个工厂。我们满足于接受今日俗人的误用。衰变后的词被涂上香料在词典里木乃伊化只有学者和诗人痛苦地沿着词源学意义在摸回去，尽其所能地用已被忘却的片段拼凑我们的词汇。这种现代语言的贫血症，由于我们语言记号的微弱粘着力而日益严重。一个表音词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显示其生长的胚胎期。……在此，中文表现出优越性。……一个词，不像在英语中那样越来越贫乏，而且一代一代更加丰富，几乎是自觉的发光。”Fenollosa赞叹：汉字和中文句子，“这里已经体现了真实的诗。”

Fenollosa此文在1918年经庞德（Ezra Pound）整理发表，庞德对之评价甚高，称赞其“不是一篇语文学的讨论，而是有关一切美学的根本问题的研究”，此文也启发了庞德写作“意象派”诗。

四

在西方人眼里，象形的汉语如此直接地对应着“诗意”、逼近着“真实”，而在中国，却被视为破履。郑敏强调对语言的改革，不能“在政治改革的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特性与客观规律”、“变革只能是相对的（如简化字形），若想抛弃汉语的根本象形、指事、会意等以视、形为基础的本质，将其强改为以听、声为基础的西方拼音文字，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

郑敏先生由此强调汉语诗歌一定要重视传统，从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强调新诗与古典的连接。现代诗在“意象”、“诗歌时空的跳跃”、情感的“强度与浓缩”、心理上的“时空的转变与心灵的飞跃”、“用字”、“境界”等方面完全应该向古典诗歌借鉴、学习。

出于对汉字的“所内涵的思与形的美”的推崇，郑敏先生经常为新诗无法被书法家所“书写”而感到遗憾，为拼音文字的冷漠、抽象而汉语更具有动感、直观性而自豪。在她的诗意述说中，汉语（汉字）本身离“诗”越来越近。1996年的时候，郑敏认为，汉语诗与汉字之间，“有一种‘潜文本’的朦胧联系和诸多‘文本间’的联想。但诗大过这一切，大过有形的文字。使得诗更丰富的是那无形无声而不停来去于诗与字间的踪迹运动，它活跃了诗的生命。汉字的强烈的暗示功能，触发联想，使诸多潜文本的片段溢出字面，这形成读者与文本间的一种场，它之所以不可言传，只能感受和领悟，是因为任何概念化都会将其框限在技术化的文本分析内。中国诗歌，由于其汉字的象形特殊性，这种无形的场与其境界有很强的联系，境界不在字中，而在诗的整体上……”

※本文系荣光启6月25日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召开的《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座谈会的发言稿。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